2012年4月12日 星期四

只有地上兩腳步的自由

(04-12-2012宥娟)




若說,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本書,那麼,掩埋在1947那一年的塵土血漬下的書有多少?五十年的噤聲,壓抑,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圍中,無端端被捲入的受難者,又有多少?翻閱不完的影像只要隨手一碰,很難不讓人在揚起的塵埃中嗆出淚來!

「她們天天問神,求到好籤就滿懷希望,求到壞籤就心情黯淡。」

1948年二月二十八日廖政德用毛筆寫信給住在東京的弟弟,告知父親廖進平人間蒸發的消息。

收信人潛德是他最大的弟弟,兩人一起就讀台中一中,又一起留學東京,1946年回台時,廖政德抱著再回東京畫畫的心態,誰知發生228事件,父親失蹤,使他重返東京成為畫家的夢隨之破碎。所以留在東京的書籍、圖畫、繪畫工具,只好委託弟弟處理或丟棄,信中對家庭劇變無一句怨嘆,只提醒弟弟要用理性分辨真相、用智慧面對事實;其實,這是對他自己說的一句話。從寫信這一天開始,他沉默了40年,在濃重的228陰影中。


如何昇華恐慌、與對父親無止盡的等待?如他對弟弟說的:「我相信父親依然健在」,這樣的一份編織在畫裡沉潛的希望,內斂濃郁的情感為他的畫注入了令人傾倒的藝術內涵。

「她們像一粒種子,在濕黑的泥土裡,問春風。」

1992年,廖德政受林宗義先生(二二八關懷聯合會會長)所託,於227舉辦一場以台灣畫派為主的展覽,目的是面對歷史傷痛,期待台灣新文化的誕生,三個多月的籌備期,做事和畫畫一向慢吞吞的廖德政,卻異常的積極、迅速,彷彿一股莫名的神力推動著他,靜止不下。

像一顆土裡的種籽,繪畫美術在白色恐怖下的演發和內在世界,就像巴黎畫派在戰後的形成背景那樣。

1947年之前的台灣本土畫家,傾向以和平、笨拙的低調反應生活中的黯淡,他們不能用向日葵表現大自然,不喜歡用紅色表現熱情,更沒有能力用活潑的筆觸表現人在大自然中的自在歡欣,說到像畢卡索那樣畫西班牙內戰、像宮廷畫家哥亞(Francisco Goya)那樣記錄槍斃的暴行,在台灣現有的作品裡,是無可探尋的。

傷心的靈魂被刻意掩蓋了,它們像一粒種子般,被深深埋在濕黑的泥土裡。春風會招來雨水嗎?

運命鑄成的「本土繪畫」最吸引人之處,是他們表現了相同的情感:和平、笨拙以及一份無從啟齒的哀怨,它可能是寫實的、抽象的、野獸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表現,但藝術本質是共同的。

二二八事件直接或間接的受難家屬甚至全島人民絕口不提此事,在持續40年的白色恐怖之下,緊緊鎖住悲哀、驚惶的心情,表現在畫布上的,是一份被扭曲過的和平,一種無可自主的笨拙,這種逃避形成一股暗潮,其中隱藏的意念,卻是不言而喻。

一場劇烈的傷痛,必將爆發出等量的情緒能量,這股力量如果投射在繪畫美術上,將會形成甚麼局面?廖德政說:「畫畫使我忘記許多悲哀,生命的尊嚴,卻無法在我心中消逝,所以我在畫面上提出許多美景,希望有一天,終究能實現。」「臺灣人長久以來,好像是被關在竹籬笆的雞,日日看見廣大清澈的天空,卻只有地上兩腳步的自由,不敢偷跑,只有寄望竹籬拆除,早一日享受真正的陽光。」

有人說舊傷不要碰、不要提。

是否當年為追求幸福而付出性命之台灣菁英的心意也要一併忘記?他們的犧牲能不能喚起今日我們對人權和自由的深層認識、以及追求的決心?

埋葬二二八的記憶,就是埋葬追求真正自由幸福的決心;當我們在這場歷史悲劇中重新站起來時,二二八有一體兩面的意義,一是很強的悲劇、一是很強的再生能力,憑藉這份獨特力量的延續和昇華,台灣人才能找真正的自我。

《等日頭--二二八畫裡的故事》/作者黃宇玲   --書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