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4月15日 星期日

等待日頭的心情

(04-15-2012宥娟)

藝術與人類同生,人類對於藝術和美的追求是與生俱來的,是人類精神淬煉後的結晶,人性美的體現。
十九世紀中葉,寫實主義發展到極致,加上照相機的發明,繪畫史上開始有了很大的變革,最為人們所熟知的著名畫派「印象派」於焉誕生。
至於為何名為印象呢?1874415,當時被官方沙龍和評論家排斥的一群畫家開了一次畫展:「畫家、雕刻家、版畫家匿名展覽會」,共展出了165件作品,其中莫內的一幅《印象:日出》被譏諷為印象(Impressionism)。當時雖然遭到譏笑,但這一群畫家,後來卻成為引領風騷的藝術大師!印象派大量處理「光」和「色」兩個被過去畫家長期忽略的問題。
在台灣,也有一位以畫太陽聞名的畫家,這位最會畫日頭的畫家,就是顏水龍先生。1934年,顏水龍以「台灣的陽光」之意,為台灣最大的繪畫團體取名為「台陽」。13年後。1947年發生了228事件,因為當時的知名畫家陳澄波之死,許多台灣畫家從此棄筆不畫,似乎繪畫將帶來不幸;從此也不再有人歌頌太陽。
閱讀《等日頭--二二八畫裡的故事》,一方面折服讚佩台灣藝術的光芒,一方面也惋惜這些被出賣的,原本可以為台灣帶來無限生機和高度文明生活水平的台灣菁英,坎坷的創作生涯伴隨著悲情的台灣,忠實的記錄著台灣的歷史……
台語的「日頭」,是太陽,是一種再生的希望。
過去有很長的時間,某些年代的台灣畫家在描繪陽光的時候,是用一種十分奢侈的心情,因為他們可以畫畫,可以向畫布傾訴心內的希望。
50年代有許多未亡人,在等待日頭的心情,卻是十分卑微的,因為某些角落,日頭永遠不會來,稀微永遠不會離去。
顏水龍的畫裡,太陽是最被歌頌的。站在他畫的太陽面前,你會感到畫家畫了一個偉大的、永恆的、生命中必須的太陽,他被畫家擺在最重要的位置,也被畫家用金黃的色彩強調著它的萬丈光芒,從「玉山日出」這樣的畫面,我們可以確定,顏水龍對台灣土地上的太陽,必有著十分深厚的愛情,才會拿他一生的創作生命來換取追逐陽光的空間。他曾說過台灣最美麗的就是陽光。
在所有前輩畫家中,顏水龍的繪畫風格最單純、乾淨。他將畫面簡化到無法再減去一筆,也在意念上表現著清晰明確的主題。就像玉山剛升起的太陽,佔有了畫面的三分之二,深藍色彷彿還在沉睡的,正是台灣最高的山巒,在畫面上看起來,只是金色光芒下一小部份,卻又不會顯得渺小。只有對太陽和土地有足夠的深愛,還有著向高度藝術登峰的決心和品質,才能完成這樣一幅畫。
當人們在那個恐怖的黑暗年代等待日頭時,從小失去父母的顏水龍只願向著生命的光明面,如同台灣的陽光一樣明朗又有希望,這樣的顏水龍是幸福的,他的形象,是和平的,他的藝術,就是站在自己悲苦的土地上,樂觀進取,永遠不放棄追求希望!
1959年,張炳堂所畫的太陽「暗日」,卻是截然不同的表現,茶色調的太陽,不像黃昏,倒像是籠罩在暗沉的陰影濃霧下的農村景色,若有似無的日頭,彷彿「凍住的血腥」一般,有著黯淡不清和沉重。
幾年後的60年代,張炳堂又完成了一幅「風暴後」,天空捲起的雲,需要多麼強勁的颶風,畫家需要多麼有力的畫筆,才能表現得出那樣令人屏息的氣勢?
張炳堂說畫這幅畫時,心中想著的人是歐陽文──他突然在台南永福國小失蹤的時候,小孩還在吃奶。看著朋友的家在瞬間破碎!幸福多麼脆弱啊!當畫家朋友一一離去,他遁跡於歡樂不曾到達的世界邊緣。
孤獨而堅強,是失去幸福的人最多的擁有。
1951許武勇完成了畫作《離別》,他說:「離別這張畫,是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時,失去多位親友,在悲慟中揮淚完成的」,那些失去的親友,都是前程似錦的知識份子,正值青年時期,因為天真、有理想的討論,而失去生命。「我的朋友中,一位是檢察官,因公逮捕貪污市長(陳儀部下),在二二八時被捕殺;另二位因看二二八濫殺無辜,而參加密祕討論台灣未來之理想,結果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捕殺,他們並未參加群眾的暴力行為。」
畫中少女,揮搖著白絹向遠去的小船道別,夕陽餘暉照著片片海波,心愛的人們,越去越遠了。
少女代表留在台灣的我們,因為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教訓,而守著沉默,白絹是誠心的祝福,小船載滿二二八受難之靈魂,緩緩向美麗的西方極樂世界揚帆而去。
每次我看此作品,想起當時的情況,不禁流眼淚。」
1947年,41歲的劉新祿目睹好友陳澄波在嘉義火車站前被槍決,在陳澄波去世後,外人看見劉新祿瘋狂的將自己作品悉數毀掉,家屬驚訝之餘,將其中部分作品偷偷藏起來,也才讓我們在今天有機會為一位已逝的早期美術家做最後的憑弔。
李敏勇先生說:「沒有對歷史的悲慘歲月加以認識、記錄、思考和批評的歷史,是空白的歷史,台灣的文化和政治的覺醒和重新建構都將因而缺乏堅實的基礎。我們的社會如果存在著人心無何從死滅之域明亮起來的因素,也正因為那樣的黝暗。
台灣的美術,在此一課題上,和音樂、文學及各種藝術領域一樣,都在這樣的黝暗裡擔負著某種使命,亦即對於這種歷史的記憶和發現。在長期的二二八歷史空白化的時期,緘默的不只是美術家,但美術家們終於能打破緘默,走出了第一步。
記憶和發現當然不只是在參展形式連帶了二二八事件;而是要能夠以二二八事件及其延伸的歷史為題材,從事更深入的、動人的主題的探索;要在死滅的歷史裡追索台灣人的精神史樣貌,追索生的意義之貌。」
二二八一直到白色恐怖的悲劇,是全台灣人不可抹滅的共同記憶,是苦難,也是滋養,只有把歷史的圖像和印記,化為內心駐守的精神圖騰,記取教訓,緬懷先人的胸襟和理想,才能建立這段血淚的悲劇歷史最大的價值。
正如李敏勇先生的呼喚,台灣社會在追求改造的過程中,文化的反省和建構正面臨著更大的責任、更多的期待。更需要每位台灣人更大的投入。用我們的手,用我們的腦,用我們的心,從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裡呈顯出切身的關係吧!二二八歷史的記憶和發現不只是史學家的課題,不只是文學家的課題,也不只是美術家的課題,更是全台灣人都要共同面對的課題!